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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，兩張1943年七賢莊一號院和七號院的房捐收據吸引了很多參觀者的目光。

“房捐也就是房地產稅，新中國成立前，房屋所有人在出租房屋時必須按房租的一定比率向市政處繳納房捐。”文物捐贈者、西安市紅色文物收藏家雷晴波先生說。

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，中國共產黨租用了陜西革命家成柏仁位于西七路的七賢莊，設立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。今年88歲的雷晴波老人捐贈的收據，正是那段歷史的見證。

七賢莊，從牙科診所到抗日前哨

建于西安明城墻內的七賢莊，唐時屬東宮外永昌坊。民國初年，這里曾是一片荒蕪，雜草叢生，后被銀行資本家用于房地產開發。1936年，十座由西向東、南北走向的工字形庭院建筑群在這里落成。借《晉書》中的“竹林七賢”而得名，由當時的文化名人成柏仁題書“七賢莊”鑲嵌于莊首。

站在“八辦”紀念館外，門邊懸掛著的每一塊牌匾，都被歲月刻下了斑駁的痕跡。其中有一塊青銅色的匾額，上書“馮海伯診所”幾個大字。

1935年，紅軍一方面軍到達陜北，頻繁而激烈的戰斗、惡劣的生存環境，讓許多士兵飽受傷病折磨。為解決醫藥用品和醫療器械不足的問題，周恩來授意中共駐東北軍黨代表劉鼎，以200塊銀元的押金租下了七賢莊一號院，建起了由德國牙醫馮海伯經營的牙科診所，其真實用途，是為延安采買、轉運醫療器械和通信器材的一座秘密交通站。

“七七事變”爆發后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，在七賢莊一號院的門口，正式掛上了“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陜辦事處”的牌子，隨后又改為“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陜辦事處”。至此，“八辦”成為我黨我軍設立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公開的辦事機構，也成為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實堡壘，以及抗日救亡運動的前哨。

斯諾，震動世界的《西行漫記》

“當時很多進步青年通過‘八辦’前往延安。”雷晴波老人說。著名外交家黃華則是最先奔赴延安的青年之一。1936年6月，黃華在燕京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，是“一二·九”運動的參加者和領導人之一。入黨后，他立即萌生了去陜北參加紅軍的念頭。恰好這時，燕京大學的講師埃德加·斯諾邀請他同行去陜北采訪、當翻譯，黃華不假思索地答應了。

1936年6月，從北京趕到西安后，黃華在劉鼎的協助下經過兩天的路程，換上東北軍制服，突破種種盤查，趕到延安與斯諾重逢。

斯諾的這次延安之行最大的成果，就是寫出了震動世界的《紅星照耀中國》（即《西行漫記》），向西方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輝煌歷程和毛澤東同志的傳奇經歷。這本書其中就有黃華的功勞，特別是后來隨斯諾到前線去采訪，黃華每天把斯諾的英文初稿翻譯成中文，請信使帶回延安請毛澤東同志過目。但是因為當時黃華到了蘇區后即下決心不再離去，于是他叮囑斯諾寫文章、寫書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，所以斯諾的書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再版時才提到黃華的參與。

燃燒著希望，接受洗禮

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后，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從全國各地乃至海外，克服種種艱難險阻，來到八路軍駐陜辦事處，要求奔赴延安。20世紀40年代初的延安，是抗日干部培訓學校集中的地方，有抗日軍政大學、 延安大學、魯迅藝術學院、馬列學院、中央黨校、澤東青年干部學校。經常有學員畢業，調到華北、華中各抗日根據地去戰斗。敵后的干部，也不斷調回這里學習。

抗戰時期，這些奔赴延安的青年成為一道獨特風景線。詩人何其芳描述：“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，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，背著行李，燃燒著希望，走進這城門。學習，歌唱，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。”

據任弼時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發言，抗戰后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4萬余人。是什么吸引這么多人義無反顧地奔赴延安？

攝影家吳印咸的答案是：“這里的人們個個顯得十分愉快、質樸，人們之間的關系又是那么融洽。我看到毛澤東主席、朱德總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現在延安街頭，和戰士、老鄉嘮家常，談笑風生……”丁玲的答案是“這是樂園”。“我們才到這里半年……百事樂業，耕者有田。八小時工作，有各種保險。”

延安革命紀念館原館長張建儒說，青年知識分子在延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洗禮，有的奔赴抗日前線奮勇殺敵，有的以筆為槍，創作出無數鼓舞人心的文學藝術作品。他們心懷理想，為全民族抗戰勝利建立了不朽功勛。